【编者按】从1865年至1915年，英国与荷兰在东南亚划分了各自的殖民范围，开辟出新的边界线。然而，这一过程却助长了由鸦片贩子、假币走私者、人贩子和军火商组成的庞大地下经济网络擒牛宝，边境地带的走私活动尤为活跃。
在《渗透边界的秘密贸易》中，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埃里克·塔利亚科佐通过深入研究报刊杂志、旅行日记、司法档案、历史影像、航海日志、国际条约以及口述历史等史料，展示了英荷殖民国家形成期间，统治力量与走私者在边境地带进行的激烈较量。在此过程中，普通民众、合法商人、走私者与海盗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合法与非法活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错综复杂的面貌。时至今日，走私仍然是一些东南亚国家边境生活的一部分，走私者与国家之间的博弈未有止息。尽管边境常常被严格管控，但总有人试图突破限制。因为，对权力、道德和利益的追求从未停息。
经出版社授权，第一财经节选了书中部分篇章以飨读者。
东南亚这一地区的走私活动，以及不同形态的国家或初具国家形态的政治体试图阻止走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该地区过去的几个世纪。这一地区的早期文明没有明确的边境和边界，因此也就不存在非法跨越。相反，这些早期文明，特别是在大陆上，多以曼陀罗（mandalas）的形式存在，有一个拥有强大权威的地理核心，以逐渐减弱的方式向外辐射，直至完全得不到有效的效忠。在东南亚岛国，一种伴随而来的模式是在河口上建立小王国，此类王国的权力部分来自控制贸易的尝试，尤其是对上下游（在马来语里，上下游分别是“hulu”和“hilir”）产品征税。这两种组织形式都为走私活动留出了空间。东南亚第一个伟大的海洋文明三佛齐王国（Srivijaya，又作“室利佛逝”，公元7世纪至12世纪），其繁荣便主要建立在垄断马六甲海峡的贸易上。这个王国在马六甲海峡的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两侧都设有前哨，因此能够迫使经过船只接受强制征税，这一政策促使了有能力避免缴税的商人开展违禁品贸易。几个世纪后，继三佛齐王国之后，马六甲苏丹国（Melaka Sultanate）成为这片水域的最高权力中心，它从这一经验中汲取教训，将关税和港口税保持在较低水平，试图鼓励大量贸易。然而，由于马六甲（位于今天的马来西亚）成为一个著名的中转站，用于运输价值与体积/重量比非常高的货物，包括金粉、宝石、香料和“异域药材”，因此可以假设，这些贸易中也存在相当数量的走私活动。
然而，随着17世纪荷兰人的出现，这些模式中有一些开始发生变化。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简称“VOC”）试图制定严厉的强制垄断政策（尤其是在香料的生产和运输上），确保其在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部分占领地区的利润。在印度尼西亚东部，特别是在马鲁古（Maluku，过去被称为香料群岛），这些政策包括大肆谋杀某些生产丁香和肉豆蔻的岛屿上的居民、将之驱逐出境，以及武装监视香料园，以确保这些商品不会被走私出去，从而对荷兰的垄断企业造成经济损失。在18和19世纪的印度尼西亚西部，荷兰人还对邦加岛和勿里洞岛（Belitung）的锡的自由贸易采取了打压举措，这促使居民尝试把矿石偷偷地卖给路过的英国商船和中国帆船。在东部水域，荷属东印度群岛首府巴达维亚外的某些海湾和溪流以走私者聚集地而闻名。当然，这些午夜交易的部分主要参与者，本身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里报酬微薄的职员，他们在自己首府的眼皮底下讨价还价。
到了19世纪初的前后几十年擒牛宝，一些政治地理格局已经逐渐得到巩固。1769年，英国人占领了北婆罗洲北端的巴兰邦（Balambangan）岸岛；1786年，马六甲海峡北端的槟城也遭吞并。1819年，斯坦福德·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爵士买下新加坡的著名举动，将这两个早期的前哨地区一分为二，开始显示出日后划分整个东南亚诸岛英荷边界的“项链”轮廓。1824年的一项重要条约首次将海峡一分为二，英荷双方交换了各自在对面的领土，但在这片新兴的边疆地带，贸易和影响力仍持续快速发展。19世纪40年代初，英国冒险家詹姆斯·布鲁克（James Brooke）在婆罗洲西部建立了自己的小王国；巴达维亚密切关注着这一举动，对其影响深感不安。19世纪40年代，英国王室占领了西婆罗洲海岸以北的纳闽岛。1851年，其他冒险家［比如美国人吉布森（Gibson）在占碑（Jmabi）的举动］试图沿着这片快速发展的边疆开辟独立的小领地，荷兰人对此非常焦虑。最终，1871年，两个殖民大国再次来到谈判桌前，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伦敦承认苏门答腊完全是荷兰的领地，以换取在近年来得以巩固的海上边界上实现商业权利的保障。两年后，荷兰人袭击了亚齐苏丹国，随后开启了征服亚齐苏丹国的进程。亚齐苏丹国是边境沿线最后一个有一定规模的独立政治体。一年之后，也就是1874年，英国人在马来半岛开始“前进运动”（Forward Movement），将他们的势力和影响扩大到了霹雳州（Perak）。
在东南亚塑造这一新兴的英荷边疆，需要许多铺垫的过程。1865年至1915年期间，绘制边境地图的各种任务，包括勘探、实地测量，然后将所得数据分类为两个殖民地国家能够处理和理解的形式，一直在推进。有关帝国主义发展轨迹的学术经典提供了一套宽泛的概念框架，用于研究这些被划定的边境是如何落实和执行的。只有相对较少的作者着眼于对英国这一侧开展分析工作；印度总是比东南亚更能引起英国帝国史学家的关注。总体而言，关于荷兰帝国主义在东印度群岛的著述要多得多，也更具争议性。一些作者质疑荷兰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项目是否存在本质上的不同，这一质疑引发了激烈的辩论。尽管此类讨论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但近年来，对话中又加入了一些重要的研究，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对荷兰外交政策的新修正主义研究。很遗憾，将这一课题纳入更大的帝国主义主题之下的最优秀的学术研究大部分都是用荷兰语写的。
如果说，东南亚诸岛的边境形成，是通过欧洲军事力量的胁迫实现的，那么也可以说，它是通过持久而复杂的测绘项目来完成的。一些重要的学术工作研究了该地区的这些过程，尽管这方面最详尽的文献仍然只有荷兰语版本。然而，关于东南亚殖民地边境形成的概念演变，最佳研究代表作是通猜·威尼差恭（Thongchai Winichakul）洞见犀利的《图绘暹罗》（Siam Mapped），但均未涉及南岛语族（Austronesian）的世界。而这本书中所描述的地理和认识论过程，也尚未在该世界的岛屿和海峡中找到对应情形。目前，也还没有人基于近年来对近代早期欧洲已趋成熟的研究思路，解释边疆地区国家的形成。这很令人感到遗憾，因为欧洲历史所描述的国家支持的暴力过程，恰恰是西方在世界其他地方扩张动态的前身。这在东南亚尤其如此，因为这个地区和欧洲一样，由许多小规模或中等规模的政治体构成，它们的边境领土彼此接壤，有时甚至重叠。
随着学者们着手研究不同地区如何以不同的形式经历往往相似的过程，关于边境如何形成的概念性研究已然成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领域。例如，通过分析加拿大五大湖周围的毛皮贸易史，我们可以为分析东南亚地区提供经验；而圣彼得堡对俄罗斯远东地区巨大木材储备的推动，从资源的角度来看也对东南亚研究有着指导意义。在中国，遥远的西部省份新疆和甘肃常常充当帝国的流放地，而在亚马逊地区，巴西在边疆开发橡胶的活动不断扩大，许多当地人别无选择，只能参与到该地区的经济活动中。历史学家试图追踪病原体在外围人口中的流动，也顺带研究了印度的疾病及其与边境地区的关系。不管讨论的对象是资源、政治还是当地民族的融合，所有这些全球边疆环境都与东南亚新兴的英荷边界存在相似之处。一些学者已经开始跨越时间和空间，比较不相关的边境地区的经历和环境；他们的结论既有趣又令人惊讶，而且涉及文化、政治和农村经济。其他作者也参与了这场辩论，他们着眼于比利牛斯山的边境村庄、世界范围内不同边疆的身份认同问题，以及著名的特纳（Turner）美国西部边疆理论的修正及其重要的知识遗产。
然而，较之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研究，对英荷东南亚殖民地区之间新出现的边界的研究直到最近仍落后一步。20世纪60年代末出版了有关婆罗洲和北苏门答腊岛边疆方面的扎实著作。但怎样研究边境的观念，自那以后发生了重大变化。只是在过去15年里，才陆续有一些研究从各种新的角度，审视局部边界形成的特定方面。这些尝试包括分析区域本土势力与巴达维亚之间微妙的、不断变化的关系，以及论述所谓的荷属东印度群岛外岛经济的令人兴奋的新工作。还有一些研究［特别是对荷兰皇家邮船公司（Koninklijke Paketvaart Maatschappij，简称“KPM”）及印度尼西亚岛屿间航运业的研究］表明，在周边地区国家的形成中作为组成部分的海洋，往往把边疆与“中央”拉得更近了。这在东印度群岛尤其重要，因为英荷边疆的大部分接壤地区都为水域而非陆域。马六甲海峡又浅又狭窄，隔水相望的两岸陆地上的居民拥有相似的语言、种族和宗教，这对划定国际分界线而言并不理想。事实上，贸易和移民在海峡两岸已经互相渗透了至少2000年，这也给任何尝试划定边界的人带来了问题。下面的篇幅，将详细讨论这些对边境的固化以及边界形成过程的挑战。
上文提到的政治进步所创造的经济世界，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也是一个截然不同、对比鲜明的世界。在新出现边界的英国一侧，马来亚西海岸通过殖民地种植园（特别是橡胶和油棕种植园）以及锡矿（在马来半岛的锡矿开采历史可追溯到殖民前的时代）迅速成为财富的来源。沙捞越（Sarawak）和英属北婆罗洲（分别由布鲁克家族和北婆罗洲公司经营），最终也成为高资源驱动型经营单位，尽管时间比马来半岛晚。然而，沿着婆罗洲边境，仍然有大片森林将英国和荷兰的势力范围分割开来，远离英属一侧蓬勃发展的矿区和种植园世界。在荷属东印度群岛，大部分边境居民区的经济通常被描述为二元经济的证据：荷兰的资本密集型农业和采掘业，与当地生产者的乡村经济。在这种对外岛的描述中，当地居民的经济世界与其殖民统治者的经济世界之间少有交集。然而，新近的研究表明，在荷属殖民地首府、当地生产者和诸如新加坡等地区港口连接成的一张错综复杂的网络中，边境居民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怎样复杂的经济互动和相互影响。因此，边境上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经济联系非常微妙擒牛宝，巴达维亚和泗水（Surabaya）等殖民中心彼此之间的联系、它们与海峡殖民地等其他殖民前哨之间的联系，都是多种多样、非常复杂的。
（本文节选自《渗透边界的秘密贸易》第一章《导言》中《不断演变的空间网格》部分，标题为编者所拟。）
《渗透边界的秘密贸易》
[美] 埃里克·塔利亚科佐 著 闾佳 译
理想国·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2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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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塔利亚科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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